他们提出了包括老有所终在内的纲领性目标，[27]却无法在社会制度层面真正实践，只可能依靠家庭并借助村落社区的舆论力量予以回应。

参见罗尔斯：《政治哲学讲义》，杨通进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18页。国家行为应以本身权力的维持及增强为着眼点，不需引道德的规范作为行动准则。

尽管权力意志不一定为恶，但区分善恶并由此对政治保持高度警惕，确实是短期历史就已经向知识分子说清楚了。他通过重述刑罚史的方式，发现走向现代的刑罚(国家治理术)并非从野蛮走向文明，而是从粗放型权力技术走向密集型权力技术学的进程。【关键词】教义法学/人民联合/社会事实/共同体 近年来，法教义学(Rechtsdogmatik)已经从欧陆殿堂走向中国学术，一跃而成为中国法学研究不可回避的热门词汇。占领者在夺取一个国家的时候，应该审度自己必须从事的一切损害行为，并且要立即毕其功于一役，使自己以后不需要每时每日搞下去。但是，民主体制下，社会事实就是一种政治事实。

(45)也就是说，过去的国家治理术针对的是人的身体，现代的国家治理术针对的是人的灵魂。是在巩固和平，还是在促成战争。[33]《胡锦涛会见出席第 22 届世界法律大会代表》，《光明日报》，2005 年 9 月 6 日，第 1 版。

中国思想家欣赏音乐的和谐之美，把音乐中不同音符之间的合成与流动看做和谐。即使是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也不全是糟粕，马克思主义就是源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价值体系。[7] 培育规则文化，要在全体人民之间深入持续地开展学法、懂法、尊法、守法、用法的教育和实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权利义务观念; 要加强社会诚信建设，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激励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使尊法守法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辛亥革命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为主要代表的先进力量，致力于组建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时，与其他爱国党派和进步力量进行政治协商，宣布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形势下，亚非各国应继续发扬万隆精神，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与公平正义[37]。作为法律概念和法治精神的自由，首先意味着意志自由与行动自由的统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下的秩序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和而不同的秩序，是一种使自由而平等的竞争和人道主义的生活成为可能的秩序，是摆脱了单纯偶然性、任意性、不可预测性的秩序，是各种社会分歧、矛盾和冲突能够在道德精神和法律理性的基础上得以和平解决或缓和的秩序，是社会组织健全、社会治理完善、社会安定团结、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秩序，是尊重人权、保障权利的秩序。[2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0 年。美国程序法学派提出 程序法治 概念。意义具有动态的特点，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通过相互协商而达到的共识，具有不断形成的特质。

[15]99近代以来，思想家们时常以自由来界定法律。价值共识是各种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最大公约数，是不同价值观冲突中趋同的部分。如美国 《独立宣言》宣布: 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八、正义文化 公平正义是法治的生命线。

树立法治的和谐文化，就是要以和谐作为法治的核心价值，并把和谐价值融入法律规范体系和国家治理制度体系之中，推进和谐法治，实现和谐治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 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 《决定》) 提出设立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和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权利负面清单制度，认定国家机关和公权力部门 法无授权不可为，公民、法人、社会组织、市场主体 法无禁止则自由，这是国家治理中对自由的尊重和保障，必将极大地推动法治的自由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现在一些地方少数领导人自以为是、独断专行，瞎指挥、瞎折腾，干了很多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的蠢事，盲目决策、错误拍板上马的项目、工程，给土壤、水流、大气造成严重污染，并致使社会矛盾激化，群体性事件频发。权利公平包括三重意义: 一是权利主体平等，排除性别、身份、出身、地位、职业、财产、民族等各种附加条件的限制，公民皆为权利主体，谁都不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 国家对每个公民 不偏袒、非歧视。

公共治理的优势包括: 第一，它更加充分地将民主理念和民主机理融入到国家治理当中，最大限度地吸收公众参与，扩大公民及其组织的话语权和决定权，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和谐文化更是大放异彩。[31] 朱熹: 《学校贡举私议》，《朱子大全》卷 69，四部备要本。[27]222所谓 弄脏了水源，就是破坏了司法和法律的公正，摧毁了司法和法律的公信力。否则，他自己的人权也会被亵渎、遭到侵犯或剥夺。( 《韩非子·有度》) 2) 法制要适应历史发展，符合当时实际，反对因循守旧。

英国思想家密尔把自由界定为 社会所能合法施于个人的权利。诚如我国宋代思想家朱熹所言: 法者，天下之理。

与法治成为普适文化相适应，国际社会呈现出法治化的大趋势，人类正在进入法治时代，国家之间、区域之间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很多问题越来越多地纳入法治轨道。如果自由权利意味着为所欲为，那么自由就不复存在了，因为这将是对自由的互相否定，所以，各种自由权利都必须有一个明确的边际。

例如，不明白法律为什么要规定时效制度、证据制度，也不知道法律关于时效制度、证据制度的具体规定，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司法支持时，往往片面指责司法不公，而不能从权利救济超过时效或者无法用确凿证据证明自己主张等角度正确对待诉讼与裁判，而是走上无理上访、缠访、闹访的歧途。依法治权的重点是依法制约和治理国家行政权力，因为行政权力无孔不入。

增强全社会尊重和保障人权意识，健全公民权利救济渠道和方式。罗马法对自由权下的定义是: ‘凡得以实现其意志之权力而不为法律所禁止者是为自由。司法公正是司法公信和国家公信的基础，如果这一基础被虚化，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信心、对法律的信任、对法治的期待，就会一落千丈。日本民众也是近乎刻板地恪守规则。

无论在西方还在东方，从词语上、语境上，法律、法治总是意味着某种公平。这些古老的法学格言也表明法和正义是密不可分的。

对话还需要理解，没有理解便没有对话，理解是人类交往之主体间性特征的核心要素。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原则，进一步部署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工作任务。

[9]基于程序之治的观念，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试图把一切法律现象都还原为程序法。第三，它体现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公共治理与政府治理相辅相成。

三、程序文化 在某种意义上说，法治就是程序之治，依法办事就是依照程序办事。不是任何一种秩序都能够称得上是 包容性秩序。纵观法治的历史不难发现，近现代法治是适应人权和权利的需要而产生出来的，并随着人权和权利需要的扩展而演进。培育人权文化，首先要树立正确的人权观。

[2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 第 1 册) ，北京: 中华书局，1989 年。建立在规则知识、规则意识、规则需要基础上的规则习惯是这样一种状态: 人们遵守规则成为一种习惯，习以为常，在一般情况下无所谓是权利还是义务。

马克思在他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时候就强烈主张法典应是 人民自由的圣经[13]71。[16] 罗伯斯比尔: 《革命法制和审判》，赵涵舆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

邓小平同志树立了以理性精神支撑法治的范例。再如，当代表们在重大事项的决定上无法取得一致意见时，可能采取简单多数的方式表决，客观上造成多数人无视少数人意见，甚至损害少数人利益的情形。